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只因为ฦ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就说免役法。
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เ“可操作方แ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ใ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只想到了“应该去做”没考虑“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败？还有一点也很不好：他太想尽早ຉ完成这一伟业了。结果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ม做到事后“徐为之图”
第一个馊主ว意是杀袁盎。吴楚七国造反后，晁错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属商量要杀袁盎。晁错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下属就是御史。晁错说，袁盎这家伙，接受吴王的贿赂（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总说吴王不会造反（专为蔽匿，言不反），现在却果然反了（今果反）。我们应该杀了袁盎，就知道他们搞什么鬼了（欲请治盎宜知计谋）。晁错的副手和下属却不赞成。副手和下属说，事情还没发生时，这么整一下，或许还有好处（事未发，治之有绝）。现在叛军都打过来了，杀袁盎又有什么用（今兵西乡，治之何益）！再说袁盎身为朝廷大臣，也不应该和吴王有阴谋（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听了，犹豫不决，袁盎却得到了消息，通过窦婴求见皇上，提出了“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的对策，被汉景帝采纳，晁错也就“衣朝衣斩东市”这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连司马迁也批评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晁错这一着，是不是臭棋？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奴的难以对付，在于流动不居。秦有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了满足贪欲扩大地盘（贪戾而欲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第二个错误，是方แ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轮流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不熟悉情况，又不服水土，结果是作战则被人俘虏（战则为人擒），驻守则自取灭亡（屯则卒积死），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道），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ฦ，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坚守战斗到死也不投降败退的（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之也）：要么是因为“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เ是因为“攻城屠邑”能掠得财物，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害），没有半点好处（无铢两之报）。一个人战死之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子。这是秦的错误。
因此，晁错主张改革边防军“一岁而更”（一年轮换一次）的制ๆ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鼓励那些在内地生存有困难的人向边疆移民，安营扎寨，屯垦戍边。这些内地移民以他乡作故乡，视卫国为保家，必能“邑é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因为国家利益和他们的个人利益已联为一体，而且也没有敌情不明、水土不服的问题。移民解决了生计，国家节约了军费，边防得到เ了巩固，人民得到了安宁，岂非两全其美？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ม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ຓ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诱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跳出来吗（此计不百全，岂发乎ๆ）？所以，灭吴，也不算冤。
既然迟早要削藩，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既然决心要削藩，那ว就不能“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吴王都首当其冲。只有把吴楚这两个最强最大最牛的王国压下去，其他诸侯才会就范。所以，晁错的话——“削之亦反，不削之ใ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总之是要拿他开刀，没什么冤不冤的。
然而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历史文献的人却凤毛麟角“正说”的影响力和读者面，与“戏说”、“大话”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因为后者好看，前者难懂；后者有趣，前者乏味。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想满足趣味就难免“上当受骗”要弄清真相就必须“硬着头皮”这就矛盾，读者也就两难，因此要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我以为ฦ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这当然很难，但并非做不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典范。
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因为文学是人学，史学也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所以，要想理解历史，必须ี参透人性。历史是不能复原的。你顶多只能散乱ກ地见到些秦砖汉瓦，依稀听得鼓击钟鸣。然而人性却相通，正如今日之苍穹，正是当年之星空。秦时明月汉时关。汉代的关隘（历史条件）可能已荡然无存，秦时的明月（共性）又何曾消失？因此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一个ฐ个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ຒ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ณ就有了智慧。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๐。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ງ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ກ宁七年（公元107๕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ใ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后十日之ใ内不下雨，请将臣斩ล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这不能不让皇帝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保甲八项新法。诏下三日之ใ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性，因此只能视为家言，姑妄听之。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但这种结果，又实在未免太具悲剧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那么เ，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