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赵紫阳辜负了陈云的嘱托和教诲
陈云同志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非常关心的。1987年7月，他两次向赵紫阳建议，一次是通过薄老转告，一次是亲自找赵谈，语重心长啊！陈云建议的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你责任重大啊，死了多少人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耀邦没有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现在由你来承担，你一定要想到牺牲了几千万人，要把他们的事业继承下去啊。陈还按着赵的肩膀说：你身负重任啊！第二点，陈要赵好好学哲学，并把自己从学哲学中所得的收益告诉赵，哲学、世界ศ观的问题不解决，你的责任就承担不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啊！可以说赵完全辜负了陈的嘱托和教诲，也可以说陈的话不幸而言中。
得组织点文章。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三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ฤ的决议》的争论1
1้我在北戴河会上的长篇言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对，现在都研究得不够。总之，对“利改税”、“拨改贷”和“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哪些措施正确，哪些不正确，还有待研究。
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有些传言，说邓ฑ力群这个人是反对展商品经济的。赵紫阳有一次问我，说：你还坚持你1้979年的观点吗？我说：我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啊。这就证明了赵紫阳也知道这种传说。听到此话，我就把1979年我讲商品经济的小册子找出来，1专门送给了胡耀邦。我和他当面说：现在有人说我一向反对商品经济，这儿有一本小册子，是我19๗79年讲的。胡耀邦ะ收到我送的小册子，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了，有圈有点，还划了横杠、竖杠。他看了以后，还转给胡启立看了。这个小册子起码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即表明邓ฑ力群不是一向反对商品经济的。
他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引证的很多很多。他引证马、恩的话，倒不能说断章取义แ，但是却把马、恩研究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科学的内容、具体的规定、确切的含义แ抽掉，进行高度抽象，只剩ທ下一个"人"，一个所谓大写的"人"。
列ต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原则ท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一般的含义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因为ฦ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具体事物。一般概念、规律等等的无限总和才完全的具体事物。”“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各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ณ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ฐ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列ต入一般之中等等。""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ถ富性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的这种普遍！！"这里说得很清楚，科学地揭示和把握的一般，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对列宁这里分析的认识事物的方法来说，王若水同志所采取的方法，可以说是逆行的，是一种倒退。
我草拟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吴江同志曾长期在我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道在五七干校、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审查，自然不会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他及其他原红旗杂志中层领导干部工作中的错误，我当时都承担了责任。关于我所了解的吴江同志的情况和我对吴江同志的看法，过去向耀邦同志谈过，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时也谈过，如他有一定理论修养，能写文章，但和同志团结不大好，不宜担任很高的领导职务，等等。我仍坚持这些看法，但似应再做若干补充才更周全。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宝华同志一起去美国访问，同去的还是1้978年底访问日本的那ว些同志。我们去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部，也到了大企业集团。从美国的经验中ณ，现了它与中国的区别，其中对我们最有影响的是它的所得税制度。美国的所得税种类很多，有企业所得税，有个ฐ人所得税。美国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高低不同，但企业总是有盈余、有积累。企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业因此可以得到展，这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的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折旧，都收到中央。而企业开支，如设备购置、维修，流动资金都要由á国家银行拨付。在收支问题上，企业几乎没有自主ว权。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的所得税制度，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后来，在柳州市的市属工业和上海轻工机械公司等20่0่多户企业，进行了由上交利ำ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国营企业实行由上交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即第一步利改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之ใ后，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实施ๅ步骤，从1983年6月开始进行。这是后话了。
十三力辞中央办公厅职务
小平同志说：
5谈当顾问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帮”的大暴露。对三篇东西，做了很好的宣传。如果没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还不知道邓力群。三篇东西都附在后面，不附别ี人还不知道啊。我在大庆出名就是因为《论总纲》。那年不是开学大庆会议吗，让我也参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维中同志很宽大，说你别参加起草了，参观去吧。每到一地，人们都说，邓力群同志，你们帮我们说了话。
注释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七在烟台审核“百日电å台”电报稿
在烟台时，我还做了一件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要编写一本书，汇编有关新า疆和平解放中央与新疆往来的文电。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收集了我当时携带到新疆的电台也叫百日电台给中央的一百多份电报，选了八十多份，准备作为汇编的重要部分。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派人带着稿子来找我。在烟台，我把稿子核对了，包括注释都看了一遍。19๗90年5月，新疆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和新疆军区政治部合编的《新疆和平解放》一书。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八研究总结"ิ八九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
从烟台回来，宋平委托乔木和我召开座谈会，准备进行“八九政治风波”70天的总结。这个工作延续了两年多。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九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言
与此同时，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和企业管理会议在怀柔召开，研究赵紫阳下台后的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及如何改正赵的失误。这时候，中央了7๕号和9号文件。9号文件提出党委还是政治核心，从此出来了"两心"的提法。厂长是中心地位，党委是政治核心。
1้谈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在这个会上，我做了一篇言，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企业的性质，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政治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企业来讲，厂长指挥一切，可以讲厂长的中心地位；但我们很多企业同时也是个小社会，企业办社会嘛，很多企业是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组织。毛主ว席讲过，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基层，其中包括企业在内。既然它是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厂长就不能指挥一切了，这就需要有党的领导。企业同时也是党领导的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党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这里。
2谈自由化泛滥的三个阶段
更重要的一点是讲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讲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大体上经过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的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自由á化思想展的后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八九政治风波”就是这个政治势力表演的结果。当然这股政治势力是由美国导演和指挥的。然后，我根据赵当总书记这一段在经济领域里自由化思潮的表现，提出了8个问题，希望大家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ใ事
十起草中央同意辞去两个领导职务的决定
1้989年9月4日，与中央常委及杨尚昆、万里谈话，提出要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ว席的职务。他经过杨尚昆转达，指名要胡乔木和邓力群来起草中央同意他辞职的决定。
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从198๖6年9月他和我谈话，到这时已经三年不找邓力群了，现在要写中央同意他辞去军队领导职务的决定，他又想起了邓力群。
本来领头做这件事情的是胡乔木，但乔木把事情推到我的头上，说：你先去搞一个稿子。之ใ后，乔木去了山东、上海。我找了几个人写了好几遍，形成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00字，一个方案是40่00字。最后的稿子有两点缺陷，一点是遗漏了，另一点则是疏忽。召开七大之前，各个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都到延安去了，太行只留下负责，还代理北方局书记。我知道这个事，但写的时候忘记了。疏忽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是管军队的，他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上的作用，我们疏ຕ忽了。那里加上了这两点。征求了中央几位同志意见，胡乔木接手改了几次。
1989年1้1月6日至9๗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同志辞去中ณ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为什么เ不找别ี的人，而要找胡乔๒木和邓力群起草这个决定，一直到现在，我说不清楚。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一在南昌《当代中国》丛书编写会议上讲话
1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1้1月，我去南昌召开了《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会议。在这个会上，我有一篇讲话。主要内容讲了两点。在"四项ำ基本原则ท"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上，我讲了一点自己的意见。与过去的意见连续下来，有一点挥。意思是讲："四项基本原则"本身要求"改革开放"，对于"四项基本原则ท"来说，"ิ改革开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必然的要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两ä者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都应该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四项ำ基本原则"，稍不谨慎，就可能损害"四项基本原则"ิ。理解并处理好两ä者的关系很重要，而难处也正在这里。我讲的这个ฐ道理，我看站得住。
2国际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ç争情况
第二个内容，是根据70天的总结，讲了一下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问题，讲了阶级关系的新情况。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风波"中ณ呼唤要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对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中产阶级形成以后，国内的政治格局就难以逆转了，自由化分子就是这样一个企图。我的讲话，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八九政治风波"的原因，说明了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
3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开展中ณ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在编写会议上，大家还提出了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当代中ณ国史的问题。为ฦ此，199๗0年2月，中ณ央宣传部又了二个文件，要求在编写出版《当代中ณ国》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展编写这部丛书的成果。
“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ใ事
十二在"一二·九”运动五十四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从江西回来后，遇上了“一二·九”运动54周年纪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学生会向北大的老同学出邀请，请我们这些老同学到会给北大的积极分子讲讲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体会。我的这次谈话，用我们家庭两辈五个成员和北大的历史关系来说明一个道理，即爱国要爱得正确，还要爱得执著。
这篇讲话既有思想，又带感情，不仅是我回忆北大学习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经历的感悟和体会。抄录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这部ຖ自述的一种总结。
爱国，要爱得正确，爱得执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学生会，约我参加纪念“一二·九”座谈会。我想讲点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这个家，和北大有点缘分。五四运动前后，我的大哥从北大经济系毕业。1950年，我的一个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参军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个参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转业，考入北大历史系，一直读完研究生。我的儿子"文革"时在农场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北大经济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进北大经济系，读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๓个人在北大读书，前后60่余年，同北大建立了历史的联系。北大的情况好，我们跟着高兴，北大的情况不太好，我们也跟着愁，甚至难过。在大的问题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从学潮到，从到，从到เ平息，北大的同学们，除了王丹等少数几个人以外，据我了解，其他的同学，都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这当然是很可宝贵的。但是爱国要爱得正确，很不容易；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言，就是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来跟同学们谈谈这个问题。
我大哥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参加了许德珩同志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作为国民党的左派，同当时在北大的陈毅同志、邓ฑ洁同志，亲密合作，共同战斗。他毕业以后，当了《国民周报》、《国民新า闻》的总编辑，宣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段祺瑞政府，被列为通缉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๗25年到เ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写信回来，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广州参加革命军官学校训练。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开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时期，我的三哥当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见习排长，他所在部队作为先遣队，在经过湖南桂东时，他回了一趟家。母亲、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时，他满腔热血，认为自己้责任在身，只吃了一顿午饭就走了。在战斗中，作战很勇敢，不怕牺牲，奋勇当先。我大哥不久也从广州回到เ家里，住了几天，经长沙到เ武汉，转到冯玉祥的部队负责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军打到江浙，我们党领导的上海武装ณ起义取得胜利。不久生"四·一二"惨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河南会师，我大哥转变成为统治营垒中的一员。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爆中原大战。同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的扩大会议，我大哥作为改组派骨干之一，参加了这些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蒋合作，他当上了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做了国民党的大官。19๗34年蒋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เ英国留学去了。直到抗日战争爆，他同陈铭枢组织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组织，回国参加抗战。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汪精卫出走到了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劝他一起行动，在投降还是抗战，卖国还是爱国这样的紧急关头，他选择了留แ在重庆、坚持抗战的_道路。在这以前他先后任河南、云南国民党省党部主ว任委员。后来又参加了冯玉祥领导下的一些活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的中ณ央委员、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他帮助程潜竞选总统。程竞选失败，回湖南当省主ว席，要他回湖南当省民政厅长。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取得胜利，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程潜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他参加了这个起义，并联络一批立法委员通电起义。1951年我见到他，他说，这一二十年来，你走毛泽东的道路走对了，我走蒋介石的道路走错了。一九五一年他当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民革武汉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19๗5๓3年去世。盖棺论定，从爱国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爱国的立场。尽管可以说是爱国的，但历史证明，他爱得不那么正确，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爱国的立场，立志在中国gcນd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展爱国统一战线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时是一个热血青年，满腔热情参加了抗美援朝。停战后，转到地方แ学俄文、学技术。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冶金学院当技术员，当助教。到“文化大革命”，zaofan相当积极。她丈夫的父亲是个香港的小资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继承遗产。我劝也劝了，骂也骂了，但她还是要去。他们做的是国货生意，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赚钱还得靠祖国。在这次北京生、期间，她态度坚决，要同北京搞的人站在一起。写信回来很荒唐地说：我的叔叔几年受压，也一定会同她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其实，我们家里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对的。到现在为止，究竟她的立场转过来没有，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